文│陈培卿
金融历来被誉为百业之首。中国近代金融业也在历经汇通天下的兴盛、流金岁月的繁荣后,留给了我们一笔丰厚的文化馈赠。
当城市金融遇上历史建筑,又会擦出怎样的故事火花呢?【阅建筑·越金融】用崭新的视角为大家解读上海金融历史建筑,讲述渐渐湮没的金融往昔。
【资料图】
建筑可约,亦可阅;历史可读,更耐品。
浙江兴业银行大楼
地址:北京东路230号
具有现代派建筑风格的六层现浇钢筋混凝土建筑,平面呈梯形,融合了古典气势与装饰艺术风格。
提起上海的金融街,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上海开埠后外资金融机构的集聚地——外滩。鲜有人知道,在外滩背面的北京东路曾有着“中资金融街”的美誉。而位于北京东路230号的浙江兴业银行大楼旧址,更是见证了近代中国民族资本金融的发展与崛起。
“南三行”之首
浙江兴业银行旧影
浙江兴业银行可以说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商业银行,其前身为浙江全省铁路公司附设的“浙江铁路银行”。
上世纪初,在与英国争夺沪杭甬铁路筑路权的斗争中,时任广东总督的岑春萱与浙商朱葆三、朱衡斋等名贤成立了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推选萧山人汤寿潜为公司总经理,着手筹办浙江的铁路建造事宜。
1907 年,因筹款及管理资金的需要,浙江全省铁路公司决定复设浙江铁路兴业银行,后决定以“ 振兴实业为本”之宗旨,定名为“浙江兴业银行”,于 10 月 15 日在杭州正式营业,次年在上海、汉口设立分行。 1915 年,浙江铁路公司被收归国有,原浙江铁路公司承买的银行股份在收归之前由公司董事会委托律师进行登报竞卖,其中大部分被杭州丝绸商蒋海筹、蒋抑卮父子承买,自此浙江兴业银行成为纯粹的商业银行。 也正是这一年,该行将行政和业务重心全部迁至上海,改上海分行为本行,后改称总行。
浙江兴业银行将大楼印于该行礼券之上
(银行博物馆藏)
上世纪 20 年代,浙江实业银行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资金十分雄厚。 加上该行坚持“准备充足,信用为上”的经营方针,业务稳扎稳打,储蓄存款从 1915 年的 438. 5 万元,上升到 1926 年的 3312.1 万元,存款额曾五度位居全国同业第一,成为当时资力最为雄厚的几家银行之一,位列“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首。
坐落于北京东路江西中路交界处的大楼便是当年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所在地。 是一幢具有现代派建筑风格的六层现浇钢筋混凝土梁、板、柱结构体系建筑,平面呈梯形,线条简洁明朗,第六层为后期加盖,是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
“华盖”三剑客
“华盖”的三位合伙人
(左起:陈植、童寯、赵深)
浙江兴业银行大楼由著名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建造。
提起华盖,在近代中国建筑圈可谓大名鼎鼎,由同出清华且留美归国的三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友:赵深、陈植和童寯共同创办,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建筑师事务所之一,建成项目高达两百余项。
1930年底,陈植获得了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兴建办公大楼的项目委托。彼时,好友赵深已在上海打拼多年,在建筑界有了一定的声望,南下的陈植便与其一同成立赵深陈植建筑事务所,兴业银行大楼成为了他们在上海承接的第一件委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二位合伙人邀请童寯加入事务所,更名为华盖建筑事务所,正式开启三人长达20年的合作。值得一提的是,陈植的叔父为知名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曾任浙江兴业银行驻行董事,陈植能够顺利拿到该行项目委托,除了自身能力够硬外,与其叔父也关系密切。
浙江兴业银行初始方案
调整后的大楼效果图
作为华盖初设期的重要项目,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在童寯加入之前由陈植主导设计,在初始方案上我们可以看到,大楼总高十层,突破了当时流行的银行建筑用小窗户封闭起来的立面,而采取柱间大玻璃窗立面,整个设计融合了古典气势与装饰艺术风格,在银行建筑中独树一帜。
大楼首层平面图
不曾想到,上世纪20年代末发生的金融危机让兴业银行决定缩减大楼规模,华盖事务所遂对设计方案进行二次调整,使大楼的内部空间秩序及多功能需要在适应基地的条件上形成完美的平衡,立面也采取了更为简洁的形式。大楼的一层和二层仍为大窗设计,三层及以上窗式为三窗并列排列形成立面节奏,楼顶檐部作几何式装饰,底层入口处采装饰艺术风格,成本控制非常出色。只是原本气势恢宏的十层楼房因金融危机最终只盖了五层,华盖事务所迁入了其中的526室。
振兴实业为本
浙江兴业银行持有信和纱厂股份股票
(银行博物馆藏)
“振兴实业”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发展宗旨,支持民族工商业也一直是该行秉持的办行理念。从浙江兴业银行的业务侧重不难看出,该行的工商业放款占各项放款的比重非常高,1931年为47.9%,1933年为49.8%,1936年更是高达61.9%。当时,上海13家重要商业银行的工矿企业放款中,该行贷出数约占总数的1/4,江浙沪一带有名的企业几乎都与它有过业务往来。
由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张謇所创办的大生纱厂是浙江兴业银行的重要客户。当年,张謇在创办纱厂初期遇到投资窘境,走投无路之际,浙江兴业银行向其伸出橄榄枝,在自身资金并不宽裕的情形下,毅然向纱厂资助25万两。尔后,该行便将大生纱厂列为自己的重点放款对象,当纱厂遇到经济困境时,也竭力资助。从1907年到1922年,大生纱厂5次因得到兴业银行的救助而度过难关。此外,范旭东的永利制碱公司、“荣氏兄弟”的面粉厂、穆藕初的郑州豫丰纱厂、朱谋先创办的杭州纬成丝业公司、上海的恒丰纱厂等都得到过资金放款的扶持。“火柴大王”刘鸿生曾不止一次感叹过:“浙兴才是我们企业自己的银行啊!”
大楼底层曾为铁路上海站北京东路售票处大厅
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双层桥——钱塘江大桥的建成,背后也有浙江兴业银行的支持。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通过调查认为贯通钱塘江不仅可以促进浙江自身的经济发展,更能让中国的交通网络布局得以完善,实现互联互通。于是,向国民政府铁道部提交“建造钱塘江大桥的筹备报告”。报告被采纳后,浙江兴业银行又力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四明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共同组成银团组织,合力投资200万元(其中,浙江兴业银行出资100万元),为大桥的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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